特应性皮炎（AD）是一种主要由辅助性T细胞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包括白细胞介素（IL）-4和IL-13。达必妥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可特异性抑制IL-4和IL-13的信号转导，并已用于治疗过敏性疾病（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哮喘和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银屑病样皮炎是一种Th17型反应，已被报道为达必妥的一种副反应，但包括红斑狼疮（LE）在内的Th1型反应鲜有报道。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例AD患者在接受达必妥治疗后出现面部皮肤LE，但尚未调查皮肤/全身LE（SLE）是否存在。在这里，本病案报告了一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其SLE加重可能与达必妥治疗有关。

病例介绍

一名21岁的日本女性在2岁时被诊断为AD和哮喘。她的哥哥也有AD病史。尽管外用类固醇，但患者从13岁皮疹开始蔓延至全身。第一次就诊时，患者的头部、整个面部、上肢和躯干出现多发性瘙痒性红斑性丘疹，并伴有颈部、腋窝和肘部的增厚和色素沉着（图1a-d）。

图1. 治疗之前（a–h）、15个月后（a-d）和启动达必妥治疗后（e–h）的临床图像

面部（a、e）、上肢（b、c、f、g）和躯干（d、h）的图像。来自脸颊（i）和前臂（j）的苏木精和伊红染色皮肤样本。黄色箭头表示液化退化。（k）来自脸颊的皮肤样本中IgM的直接免疫荧光图像

开始皮下注射600 mg负荷剂量后，每2周注射300 mg达必妥。在最初的达必妥治疗中，患者的湿疹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EASI）为21.4，实验室检查显示胸腺和活化调节趋化因子（TARC）和免疫球蛋白E（IgE）的血清水平分别升高至561 pg/ml（参考值<450 pg/ml）和7233 IU/ml（参考值<170 IU/ml）。治疗3个月后，观察到血清TARC和IgE水平下降（分别为398 pg/ml和4359 IU/ml）。在6个月的治疗期后，由于急性非典型肺炎和左腰部带状疱疹，患者暂时停药3个月。

在重新开始达必妥治疗3个月后（开始治疗后12个月），患者出现弥漫性脱发，左手和脚踝出现关节痛。EASI略微改善至15.6，面部、颈背和上肢出现顽固性红斑，而脸颊、肘部和背部的丘疹和抓痕消失，导致色素沉着过度（图1e-h）。治疗15个月后的实验室检查显示淋巴细胞减少、低补体血症和各种SLE相关自身抗体的阳性结果，包括抗核抗体（斑点型，1:2560）和抗双链DNA抗体（37.0 IU/ml），血清TARC水平略有升高（638 pg/ml），血清IgE水平持续下降（1666 IU/ml）。未观察到任何肾脏、呼吸或神经系统表现的迹象。面部和前臂其余皮肤病变的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界面皮炎伴液化变性（图1i，j）。直接免疫荧光显示，面部皮肤基底膜上有线性模式的IgM（图1k）和颗粒状补体C3沉积，上臂上有颗粒状IgM沉积。综合起来，患者被诊断患有SLE，SLE疾病活动指数为14。停止达必妥治疗后，开始使用泼尼松龙（0.5mg/kg/天）和羟基氯喹（200mg/天），并在3周后每周皮下注射贝利单抗，以逐渐减少口服泼尼松龙的剂量。3个月后，患者的SLE相关症状（包括皮疹）得到缓解。

对患者的实验室数据进行回顾性检查，并分析了她的血清样本。在开始使用达必妥1个月后，由于未检测到抗核抗体，根据2019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美国风湿病学院SLE分类标准，无法进行SLE诊断。在远处存在抗双链DNA抗体（13.4 IU/ml）时，未检测到白细胞减少、低补体血症和抗Smith抗体。3个月的达必妥治疗期间，血清补体水平略有下降，并且在缺乏SLE相关自身抗体（包括抗核抗体、抗U1核糖核蛋白抗体和抗Smith抗体）的情况下，抗SS-A抗体变为阳性。开始后9个月，所有自身抗体均呈阳性，淋巴细胞明显减少。此外，当患者在使用达必妥15个月后被诊断为SLE时，这些抗体出现升高。根据以上实验室数据，表明患者的皮疹对达必妥不敏感，组织病理学显示界面皮炎伴狼疮带试验阳性，诊断为皮肤LE（图1i-k）。

结论

本病例表明达必妥对Th2型免疫反应的抑制可能加速Th1相关炎症性疾病（包括SLE）的发病。此外，还观察到达必妥对SLE的治疗无效。由于特应性皮炎/哮喘与系统性红斑狼疮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因此应仔细考虑达必妥在每种情况下的效用。

医博士编译自：Okune M, Okiyama N, Fukuzono M, et al. Development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fter dupilumab treatment in a case of atopic dermatitis. Journal of Dermatology. 2022; 49(5):556-55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24748/